董同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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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同龢江苏如皋人。母家为浙江籍,而宦居昆明,先生即生于其外祖家,至四、五岁始回如皋。后其父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,乃举家入京。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。他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助手。
中文名
董同龢
外文名
Dong Tonghe
出生地
云南昆明
出生日期
1911年10月12日
逝世日期
1963年6月18日
职    业
中国音韵学家

董同龢人物年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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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1年,清宣统三年,1岁,10月12日生于云南昆明。
1932年,22岁,入学清华大学中文系。从王力学音韵学,听课笔记被整理成王力《汉语音韵学》,毕业论文《切韵指掌图的几个问题》。
1936年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,和周祖谟同寝。
1937年,27岁,大学毕业,考入中研院史语所任职。
1938年,28岁,随史语所迁云南昆明。
1939年李方桂回国,从李方桂学音韵学。
1939年,29岁,与王季绪博士之女王守京女士结婚。
1940年,30岁,参与史语所云南省及四川省方言调查。冬,随史语所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。
1942年尝试做上古音韵表。
1943年,33岁,升任副研究员。
1944年,34岁,冬《上古音韵表稿》四川李庄石印出版。
1946年,36岁,获中研院杨铨奖金。
1948年,38岁,发表《华阳凉水井客家方言记音》和《广韵重纽试释》。
1949年,39岁,发表《等韵门法通释》。随史语所迁台湾。升任研究员。初任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。
1952年,42岁,开始纪录闽南语
1953年,43岁,与赵荣琅、蓝亚秀合撰《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语》。
1954年,44岁,出版《中国语音史》。应哈佛燕京学社之邀,赴美国哈佛大学为访问学人2年。
1956年,46岁,赴日本京都大学短期访问。
1957年,47岁,发表《厦门方言的音韵》。开始调查台湾南岛语。
1959年,49岁,赴美国华盛顿大学任客座教授1年。
1960年,50岁,发表《4个闽南方言》。出版《高本汉诗经注释》中译本。
1963年,53岁,撰成《邹语研究》。
1963年6月18日逝世,享年53岁。

董同龢学术生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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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同龢先生就读清华大学期间,尝从王力先生习音韵学。王先生所著《汉语音韵学》一书,即以董同龢先生之听讲笔记整理而成。其时唐《切韵》残本正引起学者注意,董同龢先生亦颇留心于此。撰成学士论文《切韵指掌图的几个问题》,讨论该书之作者及来源等问题。旋即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为赵元任先生助手,并时向李方桂、罗常培诸先生请益。赵元任先生为王力先生业师,是以先生日后每作书与赵先生,必以“再传弟子”自称。
自十七年至二十三年间,史语所陆续调查两广、陕南、徽州等地之方言。二十四年春,拟定全国方言调查总计画,由赵元任先生领导,自二十四年春至二十五年冬,已完成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之调查。先生初入史语所,即加入《湖北方言调查报告》之整理撰写。虽未参与调查,而该调查报告中之分地报告实以先生之力居多,所撰者几占全数之半。未几,史语所因战事迁移,方言调查工作无法按原订计画进行,而将调查对象转向西南各省。二十九年春,调查云南省,同年秋,调查四川省,先生均参与工作,实地从事方言调查。
史语所方言调查计画之拟定,在于“以最少的时间获得全国方言的大概情形”,故所采调查方式,以记录某些预先选定之字为主。先生于参与调查之中,思考此种方法之得失,深知就该计画之出发点而言,固然经济有效,然若就语言整体了解观之,则是法确有明显之短处。一则选字以现代各方言所自出之中古音系为据,求得之音韵系统,难免为演绎之者,而非归纳之者。二则以此方法所得语料,自成片断之真实语言记录极少,于词汇与语法之观察无从着手。是故先生执行史语所计画时,亦颇思脱离汉字羁绊,依照语言研究之基本步骤记录汉语。三十五年春,史语所第二次调查四川方言,先生于成都纪录华阳凉水井之客家方言,始尝试纯以描写语言学方法调查汉语,次年春撰成〈华阳凉水井客家方言记音〉,于三十七年发表。该文提供完全得自口语之语料,并由语料归纳音系,整理语汇,不仅为客语之第一篇调查报告,亦为首次以纯粹描写语言学立场撰成之汉语方言调查报告。
方言调查工作之外,董同龢先生自大学起,对于汉语音韵史之兴趣及研究,虽于颠沛之中亦未尝停顿。三十三年在李庄石印出版《上古音韵表稿》,运用可靠材料与语言学理论拟构上古音音值,修正高本汉先生诸多看法。同时进行中古音之研究。三十五年以广韵重纽问题研究之成果,与周法高先生同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奖金。三十七年发表〈广韵重纽试释〉,于三等韵重纽问题初步理出头绪,以为重纽实系二类不同韵母之对立,而非声纽无意义之相重,此种韵母之区别至为紧要,而向为学者所轻忽。次年发表〈等韵门法通释〉,厘清明清以降说等韵门法者妄以己意附会而立说纷纭之谬。该文阐明门法沿革,辨明门法于刘鉴《经史正音切韵指南》所载〈门法玉钥匙〉以前及其后实有不同;比较门法与其他等韵条文之异同,并根据对中古韵书与韵图之最新认识,说明刘氏以前门法性质而逐条予以诠释;更就刘氏以后门法变革论其得失。而此轇轕数百年之音韵学史料从此人人可识。
三十八年,董同龢先生随史语所迁至台湾后,即兼受聘为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。先生结合教学与研究,因讲授声韵学而编写之《中国语音史》,于四十三年出版,建立其上古至现代完整之汉语音韵史系统。惟出版时因排印困难而有所删节,日后始据遗稿增补,改名《汉语音韵学》。
在台期间,仍持续从事方言调查。四十一年春,利用带领学生记音实习之机会,开始记录闽南语,次年春与学生赵荣琅、蓝亚秀合撰成《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》,亦采调查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录口语之方法。该书当时并未刊行,而于先生逝世四年后始出版。此后至四十三年赴哈佛访问前,陆续记录十馀种闽南方言,皆采相同方法,不用事先编订之单字表与词汇表,而随机记若干日常用语,及故事、俗语、歌谣等较长语料。四十六年先发表〈厦门方言的音韵〉,自陈发表该文动机,谓闽南话以厦门方言为主,虽已有诸多研究,然既亲身观察,而知前人所言犹有未尽。以现代之语言研究者立场而言,研究一语言,求得其音韵系统,订定一套合宜之音标,实非易事。若研究者目的有异,处理材料之态度有所不同,则各家必不完全一致。故自四十三年因离台中断闽南语纪录研究,而正预备恢复继续之际,将所见先行公布,抛砖引玉,以为日后工作之指标。四十九年复发表〈四个闽南方言〉三百馀页,处理厦门、晋江、龙溪、揭扬四种方言,分为个别描述及比较音韵二部分。自言其本预备在已纪录之十 多种闽南方言基础上,随时添加,俟材料齐全,将以进行大方言区之详细比较研究,绘制方言地图,然近年工作进行之中,时有感于此大功之告成,已不能寄望于最近之将来。一则语言纯粹之发音人日益难寻;一则以一人之力,整理众多材料,实不知俟之何年。是故决定先就已有材料为初步处理。该文选取者,为闽南语中流行最广之厦门话,及泉州方言、漳州方言、潮汕方言样品各一,已足以表现闽南语粗略轮廓。
四十六年夏,董同龢先生参与台湾大学山地人类学研究队,指导学生记音实习,始接触台湾南岛语言中之邹语。次年夏,带领王嵩兴、管东贵、郑再发等再度赴阿里山区调查邹语八十馀日。至五十二年春撰成 《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,Formosa》(《邹语研究》)六百馀页并付印。而先生旋即发病,终未能亲见此一力作出版。先生晚年,常向学生言及其愿有二:一为藉台湾南岛语言之调查研究,将语言学确实移植至国内;一为利用现代语言学观念,建立可称为一门学术之训诂学。惜乎先生早逝,未能进行更多南岛语之研究,而古籍训解字义研究之计画亦未及实行。
董同龢先生初入史语所时,尝从罗常培先生问训诂。罗先生意训诂亦语言研究之一部分,若由现代语言学之词汇学、语意学、语源学入手,当能理出头绪云。其后先生时念以语言学知识运用于古书训解,而苦无机会。四十七至四十八年间,受高本汉先生著《诗经注释》激发,立意尝试为之。系主任台静农先生对此亦表支持,因召集学生数人,每周举行“古籍训解讨论”一次,利用《诗经》、《战国策》为材料,根据现代语文学基本知识,先排除不可理解有悖常理或不能持之有故之说,再尝试建立可理解可信之说解。一年之中,积极结论虽不多,而众人从此知训诂之不能任意为之,如有所见,必有所据而人皆可理解,至若有未能解决之问题,实因蒐集整理资料之基本工夫不足之故。四十九年,出版《高本汉诗经注释》中译本。自云翻译此书之意,在使有志趣之年轻学者多多领悟:虽读古书,而现代工具与方法极为重要。先生坚信若有一学者,与高氏唯一之异,仅在幼年所受薰陶为中国或为西洋文化背景之异,是二人解读《诗经》,在语文学知识方法所能掌握之范围内,必不致有基本之差别。
董同龢老师王力 董同龢老师王力
五十年二月廿一日,先生在史语所讲论会发表演讲,题为“古籍训解和古语字义的研究:一个工作计划的拟议”,提议逐部整理中国古籍,以单一古籍为单位,研究其语法及语汇,以此为基础,再从事整体比较研究。会中劳干先生云:“先生所为系发凡起例之工作,何时完成,不可预料,惟此乃一方向。”先生逝世后,郑再发先生整理其遗物,内有该次演讲之草稿,其文末云:“又有人说:照你那么说,要多少年做完呢?这我完全不能回答。显然的,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完的,一个人如要做出一些可观的成绩,毕生从事也还有希望。然而,我们都知道,近代的学问渐渐不是一家之学了。这个计划如值得做,史语所这个团体是责无旁贷的,在团体的进行之下,假我数年,……。”此未完之稿竟停笔于此,而天不假年,对于训诂学之计画终未能着手实行。
五十二年春,先生带领学生郑再发、丁邦新郑锦全、严棉等,调查高雄县之南邹语,步行十二小时陡峭山路始达目的地。调查期间日间记音,夜间督导学生制卡分析,工作繁重,导致胃痛不堪。下山后住院检查,诊断为黄疸阻塞,开刀不治,于同年六月十八日逝世,享年五十三岁。身后留下遗孀及二子。
先生任教台大中文系前后十五年,学生龙宇纯、杜其容、郑再发、丁邦新、梅广、郑锦全等均能发扬先生之学,为语言学界当代重要学者。先生访问哈佛大学二年期间,梅祖麟先生适就读该校,得有机会向先生请益受教,执弟子之礼。学生之中,丁邦新、梅祖麟、郑锦全三位今皆为中央研究院院士。
董同龢《上古音韵表稿》 董同龢《上古音韵表稿》
先生生前出版之专著有《上古音韵表稿》、《中国语音史》、与赵元任先生等合撰之《湖北方言调查报告》等,译著有《高本汉诗经注释》。身后出版者有《邹语研究》、《语言学大纲》、《汉语音韵学》(即《中国语音史》之完整原稿)、与赵荣琅及蓝亚秀合著之《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》、丁邦新先生所编《董同龢先生语言学论文选集》等。先生不仅于汉语古音研究有重要成就,于汉语方言研究复突破以往仅据《广韵》字表调查之限制,增以长篇语料,更能真切掌握语言事实。其〈四个闽南方言〉又开方言比较研究先河,方言之历史音韵研究基础于焉奠立。罗杰瑞(Jerry Norman)先生即受该文启发,而研究比较闽语有成,此亦可谓先生学术影响之一端。先生所治,于汉语之外,更及于南岛语言,其领域之宽广、治学之严谨、眼光之远大,有后学所不能及者。

董同龢学术贡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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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今客家学研究领域,有一部必读的经典方言著作,就是董同龢的《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》。华阳凉水井,今属于成都市龙泉释区十陵镇双林村。
抗战时期,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迁入四川,参加了该所主持的四川方言调查。此前,他早已知道“成都附廓以及邻近好几个县分的乡间有异乎普通四川话的客家方言(俗称‘土广东话’)存在”,只是没有机会找到发音人,所以“问题就一直摆在心里”。1946年春,该所对四川方言作第二次调查,董同龢在对四川大学的各地学生进行访间录音时,有幸遇到家住华阳凉水井的卢光泉。在卢光泉的配合下,他花了16个下午进行记音,由此产生了这部传世的经典方言之作。
董同龢对四川客家人的语言背景情况作了这样的介绍:“据我所知,有好多村镇,十分之九以上的居民都是‘广东人’。在茶馆里议事或‘赶场’时做生意,都应用他们的‘土广东话’。他们保守力量很大的,虽然同时都会说普通的四川话以为对外之用,可是一进自己的范围,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们非说自己的话不可。据说他们都有历代相传的祖训,就是‘不要忘掉祖宗的话’。小孩子在家里说一句普通四川话,便会遭致大人的训斥。”
在这本著作中,董同龢采取了这样一种记音方法:他“先间一些事物的名称或说法,以期在简短的字句中辨出必要辨别的语音。一等到辨音有相当把握,就立刻开始成句成段以至成篇的语言记录”。卢光泉在记音过程中,根据董同龢的要求,积极配合,他有时一个人“摆”;有时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,“其中都是一些家常琐碎,甚至连夫妻口角都有。难得他绘声绘色,给我们这些不易记得的语料”;有时是“独白式的‘龙门阵’,中间也偶夹一些对话”;有时在读“他们祭祖时的祷词,颇有跟日常用语格调不同的词句”;“有时像是一个童谣”,“说起来有节奏”等等。
董同龢《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》 董同龢《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》
董同龢还记述了过程中的一些有趣的细节,有一次他让卢光泉用客家话复述他在茶馆里听来的《施公案》。有一次董同龢把方言调查中常用的用国语写成的“北风跟太阳”让他读,卢光泉看过以后,“丢开原文,用自己的方言说出来”,结果发现,“那里面翻译的色彩当然是不少”,由此也可看出客家方言“官话化”的情形。
《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》不仅是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系统研究客家方言的经典之作,因其审音准确,资料丰富与方法科学,至今仍是方言调查的典范。同时,它还提供了研究成都东山客家的宝贵资料,充分展示了成都东山客家的风采与魅力。在客家学界,许多人正是从这部学术著作中了解了成都客家的潜在的研究价值。
四川的客家人口仅次于闽、粤、赣、桂,是国内最大的客家聚居地之一。透过对民国时期在四川对客家聚居地的个案研究,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四川蕴藏着丰富的客家文化研究内容,但半个世纪来,四川的客家研究很难与其客家大省地位名实相符。因此,四川的客家研究可谓任重道远。

董同龢学术成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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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著
《上古音韵表稿》
《中国语音史》
《湖北方言调查报告》与赵元任先生等合撰之
董同龢《汉语音韵学》 董同龢《汉语音韵学》
译著
《高本汉诗经注释》
身后整理出版专著
《邹语研究》
《语言学大纲》
《汉语音韵学》(即《中国语音史》之完整原稿)
《记台湾的一种闽南话》与赵荣琅及蓝亚秀合著之
《董同龢先生语言学论文选集》丁邦新先生所编
《四个闽南方言》开方言比较研究先河,方言之历史音韵研究基础于焉奠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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